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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嵩焘:中国首位驻外使节 近代中国走向世界的第一人 却为当时的时代所不容

来源: 2019-10-31 10:40:00 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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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导读】郭嵩焘在中国近代史上启蒙思想家的地位是不容抹趋的,然而,郭嵩焘几起几落的人生,几乎都在风刀霜剑严相逼的环境中度过,最终落得个壮志未酬身先死的结局。

郭嵩焘是近代洋务思想家,是中国职业外交家的先驱。郭嵩焘痛恨反手关家门,力主开眼看世界,早已被证实是明智之见和明智之举,他是超越时代的先行者,生前没有知音,没有同道,内心寂寞如沙。他叹息过、苦恼过,却从未绝望过,相信未来,内心始终怀抱着沉重的乐观。事实证明,郭嵩焘是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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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说,林则徐是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但是,只是睁眼是远远不够的,更何况他的眼还没有完全睁开。尽管他在鸦片战争前后做了很多功课,但是受限于主客观条件,他依然认为英国人膝盖不能打弯,“一仆不能复起”。中国人还需要走向世界,与新兴的欧美工业文明全面接轨。郭嵩焘,可以说就是近代中国走向世界的第一人。1875年,英国驻华使馆的翻译官马嘉理在云南被杀,引起外交纠纷,清廷只得派钦差大员到英国去“通好谢罪”,并派驻公使。公使的人选,就是通晓洋务的郭嵩焘。

郭嵩焘本来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儒家学者,对程朱理学烂熟于心。他一开始想走的道路,也是通过科举考试谋得一官半职。经过屡战屡败,1847年,他终于考中进士,从此开始走上仕途。他在回湖南丁忧期间,正巧碰上太平军攻打长沙,作为传统的卫道士,他就跟着另一位湖南人曾国藩一起组建了湘军。他跟着曾国藩出生入死,立下赫赫战功,成为曾国藩的心腹。

1863年,郭嵩焘出任广东巡抚。在位期间,他努力研究国际公法,学习跟外国人打交道的方式。当时的中国,无论是在官场,还是在民间,都对西方文化充满敌视和蔑视心理。郭嵩焘作为一方大员,能够放下成见,主动去接触、学习西方文化,可以说是非比寻常。

因为他之前在浙江当幕僚时,见过西方人的船坚炮利。从那时起,他就已经改变了对外国人不屑一顾的自大心理,开始认识到西方人并非蛮夷之辈,而是有文化有知识的文明人。后来他在与太平军作战之时,经常被曾国潘委派到上海去筹措粮饷。在上海的租界,西方建筑的高大明亮,玻璃窗棂的干净整洁,给他留下了非常良好的印象。他不禁赞叹,“细致精妙,非中国所能为也“。

他开始一点一滴的尝试接触西方文化,在租界里,他喝了葡萄酒,吃了烤面包,还与那些大鼻子蓝眼睛的洋人攀谈交流。英国人的绅士风度,与他想象中外国人青面獠牙的形象完全不同。他研习国际公法,很快就派上了用场。太平天国被剿灭之后,洪秀全诏封的森王侯玉山逃亡到英占的香港,投托港英当局保护。郭嵩焘活学活用,凭借国际法条与港英当局交涉,迫使对方将侯玉山遣返。遣返后,在广州处以死刑。

然而,不怕狼一样的对手,就怕猪一样的队友。郭嵩焘的上级,两广总督瑞麟,想把这件事作为自己的政绩,他在给朝廷的呈文中说是自己派兵到香港抓回了侯玉山。郭嵩焘知道这肯定会引起外交纠纷,便极力阻止瑞麟。可是瑞麟此时已经抢功心切,将公文原封不动飞报北京。不出所料,英国驻华使节得知后,多次提出严正抗议,要求中国政府不要扭曲事实。这件事使得郭嵩焘开罪了上司,为了避免被穿小鞋,1866年6月郭嵩焘被迫解任,归乡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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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中岁月容易过,郭嵩焘这一闲居,就是8年。1875年,也就是光绪元年,云南发生了马嘉理被杀事件。英国政府借此要求中国政府在英国设立正式的外交机构,并任命外交公使。别看洋务派好像人才济济,其实,没有人愿意出任这个职位。乡间的愚夫愚妇,城镇的文人学士,朝廷的顽固分子,肯定都会对这位公使口诛笔伐,不遗余力。当总理衙门要李鸿章推荐公使的候选人时,李鸿章再三婉拒。李鸿章深知,被他推荐的候选人肯定会恨他入骨,与其多得罪人,还不如无所作为。

尽管清末中国社会的阶级矛盾非常尖锐,几乎官民不两立,但是在排斥西方文化上,各个阶级却都能达成团结一致的意见。朝廷最终选择了郭嵩焘,因为他不仅“学问极博,于古今治乱升降之故,皆有得于心,言之成理,尤详究海外形势”,而且他还有过用国际公法处理中英外交事务的实际经验。郭嵩焘被任命三天后,李鸿章还特意写信给他,“暮年作此远游,诚知非执事所乐为,是以总署先缄商,敝处不敢妄有论列。”言下之意就是郭嵩焘的任命,与他无关,希望郭嵩焘不要多想。

洋务派另一位领袖,两江总督的刘坤一,则讥讽郭嵩焘,“未审何面目以归湖南,更何以对天下后世?”洋务派的几位领袖尚且认为出使英国是一件卖国求荣的耻辱,顽固派该怎么辱骂,更是可想而知。郭嵩焘要出使英国的消息传到湖南后,湖南人义愤填膺,都认为湖南省出了一个可以跟秦桧比肩的“汉奸”。名士王闿运还给“汉奸”写了一副对联——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

经世致用是湖湘文化一个突出特点,而就是在湖湘地区,各个阶层的人们尚且如此鼠目寸光、傲慢自大、心胸狭隘、顽固嚣张、急躁狂热,就更不用说内地那些更封闭、更落后的地区了。除了语言上的侮辱和谩骂,郭嵩焘的家人也受到人民群众打砸抢的威胁。一开始,郭嵩焘在这漫天而来的流言蜚语面前有些恐惧,他上奏慈禧,说自己年老体衰,精力不足,恐怕难堪重任。

那时候的慈禧,还不是那种极端排外的顽固分子,他给郭嵩焘打气,“旁人说汝闲话,你不要管他。他们局外人,随便瞎说,全不顾事理。你看此时兵饷两绌,何能复开边衅?你只一味替国家办事,不要顾别人闲说,横直皇上总知道你的心事。”有了太后的支持,郭嵩焘打消了心里的退堂鼓,他说,“区区一时之毁誉,其犹飘风,须臾变灭,良亦无足计耳。”

同时,郭嵩焘也深知,中国不能固守传统的华夷秩序,必须直面新的国际体系的挑战。如果人人都对外交事务袖手旁观,那么,中国将还会重蹈鸦片战争和第二次鸦片战争的覆辙。他说,“身为大臣,读书观理且六十年,事任所属,智虑所及,于国家安危利害,所关尤剧。”在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面前,郭嵩焘不惜背负沉重的十字架,忍受四面围攻、八方风雨,毅然决然的登上去英国的甲板。这不仅需要极高的国家责任感,也需要强大的心理承受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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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7年1月21日晚上,郭嵩焘率领的使团终于抵达英国。刚到伦敦,他就大开眼界,“街市灯如明星万点,车马滔滔,气成烟雾。闤之盛,宫室之美,至是殆无复加矣。”在英国的一年,他广泛接触英国社会的方方面面,从工厂学校到政府机构,无一不细心考察。而且他还从以史为鉴的思想出发,认真学习欧洲的历史,从古埃及到希腊罗马;从基督教的起源,到基督教会的成立与演变,无一不晓。

他还认真研读西方哲学著作,并作读书笔记,他褒扬希腊哲学,“言性理之言,尤莫多于希腊”。他对泰利斯、柏兰图、苏格拉底等哲学家的思想均有较为精准的总结。二十年后,发动维新变法运动的康有为,其对西方文化的了解程度,与郭嵩焘相比,实在像是个小学生。他的思想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认识到西方的船坚炮利只是富强的结果,而并非富强的原动力。“西洋政教、制造,无一不出于学!”,也就是说,西方的思想文化才是富强的根本。

新文化运动时期,中国的知识分子意识到的问题,其实郭嵩焘早就已经意识到了。他的思想,在当时的中国,已经不止领先了半个世纪。郭嵩焘研究专家、中南大学外国语学院孟泽教授曾说,在某种意义上,郭嵩焘的认知、思想、勇气和精神历程,抵达了一个传统士大夫所能抵达的极限。郭嵩焘在得知英国官吏月薪300磅以上者,也都必须同等纳税之后,感叹道:“此法诚善,然非民主之国,则势有所不行。西洋所以享国长久,君民兼主国政故也。”

最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作为一个儒家的知识分子,他居然能够大胆的认为中国上古的三代之治也不上现代的英国政治制度,“西洋君德,视中国三代令主,无有能庶几者,即伊、周之相业,亦未有闻焉。而国政一公之臣民,其君不以为私。其择官治事,亦有阶级、资格,而所用必皆贤能,一与其巨民共之。“朝廷之爱憎无所施,臣民一有不惬,即不得安其位。自始设议政院,即分同异二党,使各竭其志意,推究辨驳,以定是非;而秉政者亦于其间迭起以争胜。……朝廷又一公其政于臣民,直言极论,无所忌讳,庶人上书,皆与酬答。其风俗之成,酝酿固已久矣!”这番话,需要打破的是自身被长期熏陶形成的思想观念,这个过程肯定是十分痛苦的。而郭嵩焘却能够说出这样的话,这需要何等的气魄!

他进一步认定法治要优于人治,因为一个国家,不能指望每个统治者都有完美的道德,“三代有道之圣人,非西洋所能及也。即我朝圣祖之仁圣,求之西洋一千八百七十八年中,无有能庶几者。圣人以一身为天下任劳,而西洋以公之臣庶。一生之圣德不能常也,文、武、成、康,四圣相承,不及百年,而臣庶之推衍无穷,愈久而人文愈盛。”

不料,当他把在外国的日记汇编成《使西纪程》,抄寄一份给总理衙门,然后由同文馆刻印出后,在国内引起了滔天巨浪。浙江著名学者李慈铭斥责《使西纪程》,“记道里所见,极意夸饰,大率谓其法度严明,仁义兼全,富强未艾,寰海归心……迨此书出,而通商衙门为之刊行,凡有血气者,无不切齿……嵩焘之为此言,诚不知是何肺肝,而为之刻者又何心也。”

翰林院编修何金寿,上奏弹劾郭嵩焘,“摇惑天下人心”,“有二心于英国,欲中国以臣事之” 。翰林院侍讲张佩纶直接上疏,要求立即将郭嵩焘革职。面对哗然的舆论,慈禧也不得不下令禁止《使西纪程》的出版,并且下令召回郭嵩焘,改由曾纪泽担任驻英公使。这些攻击者并没有去过国外,他们是根据什么来判断郭嵩焘的所见所闻都是弄虚作假呢?答案是,没有根据。

他们的大国心理,只能接受万邦朝拜,不能接受其他的民族也有先进的文明这一事实。郭嵩焘对西方文明的称赞,与他们根深蒂固的思想体系产生了严重的冲突,这种冲突让他们感到痛苦。所以,他们选择了恶言相向,而不是去思考郭嵩焘的所述到底是真是假。不从事实本身出发去评价,而是只通过对动机的揣摩,可见,那时候的中国人,已经普遍丧失了实事求是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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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纷至杳来的恶言恶语,郭嵩焘自己倒是心态平和。别人骂他汉奸,他默默受了。夏虫不可以语冰,井蛙不可以语海,凡夫不可以语道。但是,大清朝的另一个“大汉奸”李鸿章可不这么想,他看到了事情背后更可怕的恶果,他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说,“筠仙虽有呆气,而洋务确有见地,不谓丛谤如此之甚,若达官贵人皆引为鉴戒,中土必无振兴之期,日后更无自存之法,可为寒心。”

也就是说,郭嵩焘的言论虽然很正确,但是却受到排山倒海般的攻击,这样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可能就是以后其他的国人会引以为戒,再也不敢提倡向西方学习了。如果所有人都不再敢吐露真言,那么全体中国人都将依然沉迷在天朝上国的梦幻中。不向西方学习,就不能救亡图存,可以说是后患无穷。

李鸿章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我们常说,洋务派囿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框架,不愿也不敢全面学习西方。我认为这种说法是有问题的,“不敢”是真的,怕的倒不是西方,而是本国的顽固守旧势力;“不愿”却是错的,因为在那个大环境下,洋务派就连修个铁路都要费劲周折,更遑论全面学习西方?

我想,清政府在甲午战争之后,变得越来越激进和鲁莽,会不会与这种极端排外的舆论有关?洋务运动的破产,郭嵩焘、李鸿章等洋务领袖的被边缘化,致使整个统治集团被盲目自大的顽固派所把持。顽固派再与民间顽固守旧的普通民众、文人学士相结合,顽固的势力更是人山人海、红旗招展,锣鼓喧天,鞭炮齐鸣。

清朝末年的这种情况,跟一战前的德国非常相似。19世纪末,随着稳健持重的宰相俾斯麦的离任,德国民意中的强硬偏好不受控制的发展起来。这种民意的影响完全只指向一个方向,那就是支持扩张政策和强硬政策,对于外交政策中任何的退却和示弱都越来越不能容忍。

民意的这种影响,无疑进一步剥夺了政策的灵活性,国内各派政治力量如何不想搞政治自杀,就必须对这种民意倾向进行一定的迎合,这使德国政府越来越无法应对本来就已经十分复杂的安全环境。在这种社会氛围之下,本来执政水平就不高的威廉二世只得走上与欧洲各国为敌的歧路。

在当时的大清帝国,顽固派对政府提出的许多不现实的过高要求,使得局面日益复杂。加上甲午战争之后,外国侵略的加剧,促使民众热切希望政府能够强有力的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而不曾考虑整体的国力军力。大清帝国从建立以来,就是一个极其强硬的军事集团,在处理对外关系上始终以征伐的手段为主。在洋务运动时期,很多洋务派领袖都有一种务实的态度,如郭嵩焘,都努力让帝国适应国际上新的外交体系。但是随着甲午战争的惨败,洋务派的声望大打折扣。

慈禧太后这种没受过什么教育的统治者,本来就愚昧无知、麻木不仁,她对外国的侵略恨之入骨,再加上朝廷上顽固派的鼓动,和民间如义和团等激进势力的崛起,都促使她做出一系列误国误民的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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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9年,郭嵩焘从英国回到中国。因为强大的舆论压力,所以朝廷也没有给他安排任何职位,他只能回到家乡赋闲。湖南人民听说这个丧权辱国的大汉奸要回来了,群情激愤,他们有的阻止郭嵩焘的蒸汽小船进入省河,有的帖大字报侮辱他“沟通洋人”。1880年8月17日,他在日记里记下了一首诗:拿舟出海浪翻天,满载痴顽共一船。无计收帆风更急,那容一枕独安眠?

这首诗的意思就是,面对西方工业文明咄咄逼人的态势,国人依然不愿意面对现实,只愿意保守残缺。在这种国破家亡的危急时刻,必须要有人出来振臂高呼,唤醒沉睡的国人。就算自己被误解、被冷落、被辱骂,也不能退缩,不然良心难安。

1891年7月18日,郭嵩焘在孤寂中逝世,享年73岁。他在死前不久写了一首《戏书小像》的诗——流传百代千龄后,定识人间有此人。这是他对自己人生价值的肯定,也是对同时代懵懂无知的同胞们的失望。李鸿章上奏朝廷,请按照惯例,宣付国史馆为郭嵩焘立传、赐予谥号,但是朝廷却碍于强大的舆论压力,颁旨:郭嵩焘出使西洋,所著书籍,颇滋物议,所请着不准行。

正在走下坡路的帝国,没有接受郭嵩焘的建议,也没有给予郭嵩焘应该有的荣耀。最终,在海浪翻天之中,一群“痴顽”带着帝国这条千疮百孔的破船沉入海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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