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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孝文帝改革堪称站在时代前列的改革方案 为什么元清统治者没像北魏那样推行全盘汉化政策?

来源: 2019-10-17 18:31:52 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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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导读】孝文帝的改革是北魏政治、经济发展以及鲜卑族进一步封建化的必然结果。孝文帝的改革也促进了北魏政治、经济的发展,体现了民族融合的巨大作用。为什么后世的元清统治者没像北魏那样推行全盘汉化政策?

公元471年,北魏孝文帝拓跋宏即位,为了缓和社会矛盾和民族矛盾,冯太后孝文帝先后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统称为孝文帝改革。孝文帝所推行的汉化改革措施有利于缓和阶级矛盾,为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在中国历史上,有一个不很受人关注但却意义重大而且特别耐人寻味的王朝-北魏。它在五胡十六国的大混战之中神秘地崛起,沿着盛乐一平城一洛阳三级跳的轨迹,在历史上划出了一道漂亮的弧线,在汉唐两座中国封建文明高峰之间的漫长低迷岁月中,在北魏一朝实现了由弱势到强势,由分裂到统一,由胡族到汉化三大关键性转折,逐渐使北方各族融合进了中华文明之中,开启了通向隋唐盛世的大门。

但另一方面北魏统治阶层的残暴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北魏宫廷留下的不解之谜的数量,在中国历代王朝之中是首屈一-指的,或者可以说,北魏的历史就是由一个又一个或长或短的不解之谜串联起来的。在北魏历史上,魏孝文帝拓拔宏无疑是最出彩、知名度最高的一位,他的改革的功过在引起了一千多年来争论不休的同时,也引发了人们对民族和文化命运的深层思考。

魏孝文帝拓跋宏,中国北魏皇帝。孝文帝5岁继位,23岁亲政,他的一生与一位女人关系密切,就是他名分上的祖母-文明太后冯氏。冯氏以一位被灭国的王室后裔身份进入北魏宫廷,在宫廷内外的刀光剑影中一步步往上攀登,铲除了诸多政敌,包括孝文帝的父亲--献文帝拓跋弘。

魏孝文帝的性格爱好带有冯太后的诸般烙印,以至有史学家认为他可能是冯太后同某个汉族近臣的私生子。冯太后不但是一个宫廷斗争的高手,也是一个有远见卓识的统治者。在她执政期间,进行了四大改革,全面改造了北魏帝国。由于这些改革是在孝文帝的纪年中进行的,历史上常常将之归于孝文帝名下,当然,孝文帝亲政后对这些改革也进行了很好的巩固。

首先是官制改革。北魏前期的官制很不成熟,官吏没有固定的工资,因此被默许对管辖下的人民进行搜刮。地方官不论政绩如何,一律任满6年。冯太后时期,实行了改革,发给官吏固定的薪俸,同时大力加强打击贪污腐败,以“治绩"作为任期长短的依据。孝文帝亲政之后,继续加强肃清吏治。为了增加国家赋税收入,必须尽可能搜刮被隐匿的民户,按照李冲的建议实行了“三长制”,五家设一邻长,五邻设- -里长,五里设一党长,加强了国家对民户的控制。

而影响范围更大,程度更深的改革是“均田制”。北魏的均田制十分有名,对隋唐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成年男女获得一定数额的桑田和露田。露田年老必须还官,不得买卖,桑田不须还官,超过定额的可以买卖。耕牛也可受田。地方官员按品级授给“公田”。在当时荒地多,自耕农少的情况下,均田制不但可增加自耕农数量,改善农民处境,增加国家赋税收入,还促成了大规模的垦荒运动。

在实行均田令的同时,还实行了与均田令相适应的新的租调制度,以小家庭为基本纳租单位,奴婢、耕牛受田虽不少,但纳税很轻,这有利于大地主。490年,冯太后死,孝文帝开始亲政。他巩固了冯太后留下的改革成果,并将改革推向了高潮。迁都和汉化改革,使他名垂千古。孝文帝决心做--个中原的统治者,狭小而僻处北边的平城已装不下他的雄心。

孝文帝迁都洛阳的决心早已定下,但在当时只能争取到一半的朝臣支持。为了南迁洛阳,他可谓煞费苦心。他假称南征南齐,当20万大军到达洛阳之后,便以迁都洛阳作为条件以压服那些劝阻他劳师远征的大臣们。终于在496年,正式迁都洛阳。

迁都之后,魏孝文帝的改革便进入了最彻底、最深刻也最受争议的部分一全盘汉化。汉化改革包括改穿汉服,改说汉话,改姓汉姓,鼓励胡汉通婚等方面,其全面彻底在历史上无与伦比。穿鲜卑服、说鲜卑话被严厉的措施禁止,原来的鲜卑贵族大姓全部改为汉族姓氏,包括他自己的姓氏都由“拓跋”改为“元”。

孝文帝除自己娶汉女为后妃外,还亲自安排亲族重臣娶汉族士人之女为妻。孝文帝还引进了早已腐朽的士族门]阀制度,规定了鲜卑族八个高门大姓,互相通婚,子弟世代任高官,原来鲜卑族以军功封官晋爵的传统被废止了。此举阻碍了寒族人才的升迁,但要使鲜卑族同汉族完全融合,这是必然的一步。

迁都和汉化改革遭到部分顽固的鲜卑贵族的激烈反对,他们抬出了太子元徇作代表向孝文帝发难。元徇策划北归不成被废,后来被孝文帝赐死,顽固派随后企图发动的政变也被镇压。魏孝文帝以南征为借口迁都,而迁都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了更有效地发动南征。孝文帝晚年对南齐发动了数次战争,但进展不大。公元499年,他在取得马圈城一役的胜利后,病逝于北归途中。操劳过度的魏孝文帝,在33岁时提前耗尽了一生的精力 。

孝文帝改革之前,北魏以征服者的姿态坚挺了近百年,而孝文帝改革之后,北魏仅过了30多年就在内忧外患中瓦解了。有人以此来非议其改革。但统治阶级的腐化毕竟不能掩盖社会大发展的事实。正是在改革后,中原出现了耕地人口猛增、经济文化商业繁荣的盛况。

北魏亡后,后继的北周、北齐政权虽然都曾实行过表面上的鲜卑化政策,但整体的汉化趋势已不可逆转。特别是北周,已处在民族差别完全消失的边缘。此后,亦汉亦胡的隋唐两代皇室相继统治中国,历时三个世纪的民族大融合进程最终完成。正是魏孝文帝打开了通向隋唐盛世的大门。

自秦始皇一统以来,中国唯一一次有可能出现南北远久性分裂的时期就是南北朝时代,南北不但地理阻隔、统治民族不同,甚至在风俗思想等方面也一度走得越来越远。但魏孝文帝消弥了这一切,汉化之后,南北政权之间只剩下地理的阻隔,统一又成为历史的必然。但魏孝文帝的"“全盘汉化"使一个古老而且人数众多的民族-鲜卑族,作为一个独特的文化整体,在近百年后消亡了。对魏孝文帝改革的文化学方面的争论,不会影响他作为一个改变了人类文明分布面貌的名君载入史册。

为什么元清统治者没像北魏那样推行全盘汉化政策?

在任何实干家眼里 孝文帝改革都是教训而不是成功经验

后来的朝代都会吸取前人的经验教训,有时候就是矫枉过正,也有其设立之初的缘由。北魏的孝文帝改革在实际上摧毁了北魏帝国的根基,自然会被后来者引以为鉴。孝文帝改革在儒家士大夫的世界观里,是非常政治正确的选择。“天命所授”的有为之君,顺应天时来统治大地。一定会尊重儒家传统,进行了大量儒家式的改革。但如果以大部分鲜卑人的视角来看,这其实是一场可怕的灾难。

孝文帝的迁都与改革 其实是鲜卑人的灾难开始

因为孝文帝的改革本身并不在乎什么汉化与否,只是希望将贵胄和尽可能多的精英都汇集到皇帝个人麾下。那种旧式的贵族式共治局面,是必须被磨平消除的“落后传统”。因而要将首都从毗邻六镇主力的平城,一直搬到南方的洛阳,并进行大规模的强制汉语教育。可以说在根本上就是,君主借助儒家之手,完成个人权利的独裁进程。

如果当时的儒家,依然是先秦时期的周礼分封提倡者。那么孝文帝根本不会尊崇儒家,找个类似法家的学说来为自己代言即可。要是发现事情不可调和,完全可能对儒生直接开刀。但儒家本身在汉武帝时期,已经由董仲舒一派改造为君权的最有力鼓吹者,在政治投机方面占得先机。

孝文帝改革的成果就是毁灭帝国的六镇兵变

孝文帝改革的反作用也是立竿见影。孝文帝死后不久,鲜卑就因为洛阳与北方贵族间的矛盾,爆发了六镇兵变。接着才有尔朱荣这样的权臣出现,大量杀死南方的汉化鲜卑贵族。六镇被镇压和北魏皇族的被集中清洗,也预示着北魏帝国分崩离析的开始。

这种因素在后来的蒙古人身上也曾经出现过,但程度远远不及过去的鲜卑王朝。因为蒙古人在彻底征服东亚的儒家世界之前,已经大量接触了中亚和西域的文明成果。他们的贵族已经分别笃信了佛教、摩尼教、伊斯兰和基督教等文化。在政治习惯更加多元实用的他们,因为汉化契丹人的劝诫,才对儒生高看一眼。但儒生根本不可能在激烈的竞争中,占据主导优势。

蒙古人在一统东亚之前 已经见识了更多其他文明成果

所以蒙古人一直在征服的大部分地方,划出了直属区域和藩属领地。治下的民族无论出生、文化和语言习惯,都可以被纳入这个体系。类似的情况就像是泉州的色目海商集团、西南的苗人土司与被保留下来的大理王室。当然,还有蒙古人自己分封到各地的贵族与军户后裔。这些复杂的封建成分,都让儒生无法牢牢控制蒙元帝国的思维中枢。

当然,蒙古人后来也接纳了汉人丞相的儒家式治国理念。他们在汉官的建议下发行更多纸币,开挖今天的京杭大运河。但这些都是为了解决某个特定问题而进行的权宜之计。儒生离开元朝境内,而跑去金帐、伊尔或察合台等汗国,根本不可能获得这样的机会和地位。

出了东亚的吏制地区 儒生的那套学说就很难获得优势

至于最后入主中原的满清王朝,情况又与蒙古人有很大不同。一方面,八旗制度的规模和控制力上,强过了大部分时候蒙古大汗对治下部落的掌控。另一方面,就是更加偏僻的地域出生,让满洲人只有通过大量学习和引入儒家文明的习惯法,才能去理解更高层次的文明和组织形式。

所以清军在入关前就已经有了大量的汉官,在数量与重要性方面,已经可以比肩旧的满洲贵族。入关后的清朝皇帝,也都需要接受儒家师傅的帝王教育,将自己包装成儒家文明的保护人。

不同的发家轨迹让满清在一开始就比蒙古人更亲近儒家

但为了防止鲜卑悲剧的出现,清朝还是在很大程度上将入关八旗的身份属性做了制度上的固化。这样,尽管很多人后来都可能都不太会说满语,但依然在行政管理上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外人想要加入这个群体,大都无法通过科举考试或熟读圣贤书来完成。即便是有特殊功绩而被皇帝赏赐抬籍,也无法撼动八旗内部的多元成分。因为他们可能在加入旗人行列后,发现自己不仅是在面对满洲的旧贵族。还有很多早期投靠的汉军大老粗、蒙古部落的王爷,以及在雅克萨战役后自愿留在东方的哥萨克俘虏。

一直到乾隆皇帝的时代,他都注意到八旗制度已经不足以保持满人的武力优势,很快会有形同虚设的危险。于是,他下令将大量成色不足的八旗人口,又请了旗人的队伍。当然,我们现在都知道他这样的做法,实际上还是屁用都没有一个。但从中你就可以看出,清朝统治者对于融合问题是非常谨慎的。

作为一个所有人都有机会加入的集团 儒生在八旗内部无法获得优势

最后,在东亚的各帝国历史上,还有一种很少被人提及的统治模式。这就是辽国实行的五京制度。居于最高统治地位的契丹人,在对控制区域的各地方而言,更像是一种共主身份。与契丹人有密切联盟关系的还包括了奚人和渤海人。西部的蒙古人和南方汉人,也在自己的内部享有自治。至于在帝国内的权力大小,则根据入伙时间的长短而定。

辽国的五金制 很好的平衡了各地本土势力

辽国的这种制度,在其被女真人最终灭亡前,一直都有着良好的运作。哪怕是在其基本覆灭后,还有幽州等地的汉人贵族不服北宋统治,选择归附金国。草原上的大量蒙古和突厥部落,也愿意继续跟随耶律大石作战。只是因为辽国不是引人瞩目的大一统王朝,所以其政治成就也鲜有人问津。

辽国的平衡制度 给了他们超乎宋人想象的生命力

所以,孝文帝的强行全盘汉化,实际上是给后来人一个非常醒目的警示。后来的契丹人、蒙古人和满人,无论出生如何,发家轨迹如何,都针对孝文帝的自毁策略做了修正。从这点而言,很多人对于孝文帝的吹捧,完全是脱离了历史实际。只有虚无缥缈的赞扬和不切实际的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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